机械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 杨瑞祥

临近除夕，我才终于又“读懂”了一些春节。于是我兴奋地将这些记下，来纪念我在26年的春天找回的一点缺失许久的“年味”。

一觉醒来，窗外小区树上挂起了热闹的红灯笼。我穿好新衣服，骑着电动车载着妈妈，先去卖前些日子整理出来的废纸旧书。“我担心咱们来得迟了，人家都过年关门了。”赶到时，望着还敞开的玻璃门，我们都暗叹万幸。

店里没人。我们刚停稳车下来张望，就听到一声“不收了，关门了”。一位伯伯身穿墨绿色大衣，手插在兜里，站在废品站和已经关门的隔壁店铺之间。我望着他，看他坚决的神色。没扛住妈妈几句“好话”，他招了招粗大的手。

我很久没帮家里卖过废品了，于是一瞬不瞬地看。他称完废品，转身揭起旁边盖着账本的箱盖，拿出放在最上层的皮包，翻了一会儿，掏出两张崭新的五元钱。突然，他越过妈妈望向我，“给闺女。”带着他乡乡音。我看着他骤然温和的笑脸和伸过来的手，一时怔住。妈妈先笑着道了谢，我才后知后觉地接过，说了谢谢。

临上车，我把钱递给妈妈。妈妈笑着，又把钱塞回我手里：“给闺女。给你的压岁钱，给你装兜里。”

我骑上车，妈妈小心地把头靠在我背上，“我们小时候过年，要是有五块钱的压岁钱，都高兴死了。”声音笑着，轻轻地。

小时候，过年是超市琳琅满目又充满诱惑的零食货架；是公园里从小摊买完“七匹狼”后一次又一次大都会有回响的摔炮；是带着一后备箱拜年礼品前往老家的一整天车程；是外婆外公家一次次被揭起的门帘，然后熟悉的声音和笑脸就会一同出现在不大的乡下老屋。

后来，我吃过的美食多了，见过的世界大了，要面对的学业任务重了，也被慢慢教导学习人际关系的“正确”处理方法，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生活责任。于是，在这些变化里，“年味”好像渐渐就淡了。不知从何时起，过年就成了外婆在数的日子，高楼里挤不下许多人。我总觉得，是不是落了什么。

我忽然想，红灯笼、新衣服、压岁钱......这一刻，年节连接着无数中国人的记忆，一代又一代。我不再用简单的事件去定义春节，也不再用固定的环节去约束期待。仿佛又回到了小时候，所有的人事都是过年：呼吸到的冷冽空气、听到的亲切乡音、看到的满街彩灯、连串的灯笼、拥挤的人潮，都是过年。过年又成了那样的日子——踏进腊月里就欢欢喜喜、红红火火，一切都在连轴变化，每天都有新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