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大学三八红旗手 李淼

在这个春意渐浓、万物向新的三月，我作为学校三八红旗手代表在座谈会上发言。对我来说，这不仅是一份沉甸甸的荣誉和信任，更是一种促人内省的力量——让我思考自己为什么出发，未来要走向哪里。

我是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的一名教师。17年前，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期间，我被选拔到教育部实习。一年中，我接听监督举报电话、协助起草政策文件；在田野调查中，目睹农村留守儿童的亲子分离、城市流动儿童返乡与否的艰难抉择。这些经历促使我下定决心，走上教育社会学的科研与教学之路。

此后，我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攻读博士，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院从事博士后研究。那时，我常被问到一个问题：为什么要研究青少年和学校教育？答案其实很简单，我始终相信，一个国家的未来，蕴藏在青少年的教育经历和他们如何理解和面对这个世界的方式里。

在过去的15年里，我持续追踪一群农村青少年的成长经历。这些孩子们告诉我，他们想当网红，希望早点分担家庭责任；也有人把全部希望寄托于升学，渴望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他们选择的道路各不相同，却都在网络、在属于自己的文化世界里，用亚文化表达态度，努力发出声音。正是这些真实的经历，让我逐渐认识到，许多被贴上“问题”标签的社会心态现象，背后蕴含着青少年蓬勃的主体力量。

回到课堂，我是一名教师，坚持知识传授与价值引导并重。我常对学生说，社会学不是教你们站在一旁评判世界，而是学会在理解中承担责任；科研也不是远离生活的抽象工作，而是对真实社会的持续关切。这些年，我努力把研究融入教学，在社会实践和论文指导中，陪伴学生慢慢找到他们的问题意识和社会关怀。

近年来，青少年社会心态成为社会热点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培育良好的社会心态，是筑牢意识形态防线、维护社会稳定、夯实强国建设心理根基的重要举措。这让我更加明确地认识到，我的研究不仅要写在论文里，更要走进现实中。

在田野调查中，每当我走进学校，看到那些年纪与我孩子相仿的学生时，我都会不由得去想：如果我的研究，能让他们所处的教育生态发生一点点改变，那么这份工作便有了切实的价值。为了实现这个朴素的目标，作为一名民革党员，我积极参与民革省委调研，围绕青少年心理健康、超前教育消费、高考改革和拔尖人才培养等教育议题提出政策建议。当我撰写和合作撰写的咨政报告获得国家级和省部级领导的肯定性批示；当我的研究出现在《中国青年报》、澎湃新闻等公共媒体的讨论中；当我应邀为哈佛大学、剑桥大学举办学术讲座——在这些时刻，我愈发坚信，学术研究是一种参与并推动教育生态持续改善的积极力量。

站在今天这个节点上，我更加坚定了未来的工作方向，要尝试回答一个时代议题：在信息技术重塑世界的今天，青少年如何理解自我、他人与社会？努力在理论上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在实践中回应现实关切，在政策层面提出可行建议。

我想说，这份荣誉不仅属于我，更属于与我一路同行的学生、同事和所有研究对象。未来，我将继续扎根中国经验，立足三尺讲台，心怀时代命题，努力在育人、科研与社会服务中，交出一份无愧于“三八红旗手”称号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