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华工纪念馆寻访者 王艺静

今天是烈士纪念日。上午看天安门广场敬献花篮仪式的直播，肃立默哀时，我脑海中浮现出一个问题：我们在缅怀那些有名有姓的英烈时，还有多少人连名字都没能留下？下午正好没课，我坐上公交前往海源公园，想去寻访一段长期隐没在宏大叙事背后的真实。

一战华工纪念馆建在海蚀崖旁，由同济大学建筑设计院设计，大部分建筑隐于地下，俯瞰呈“十”字型，喻示着百年前国家命运徘徊求索的十字路口。顺着坡道下行，光线一级级变暗，这种下沉的体感，就像在向一段被折叠的时间深处走去。

一百多年前，4.4万名华工正是从威海卫登船远赴欧洲。展厅里很安静，近200件文物沉默地陈列着。我在一只斑驳的铜手镯前站了很久。那是华工的身份凭证，机器将编号打在铜片上，卷成环状死死扣在手腕上，合同期满才能取下。到了欧洲，他们没有名字，没有军衔，只有这个冰冷的数字。如果战死他乡，这只手镯就是家人辨认遗体的唯一凭证。他们不曾持枪冲锋，干的只是挖战壕、搬弹药、修工事的最底层劳力。十四万华工远赴战场，近两万亡魂埋骨异乡。在法国诺莱特华工墓园里，841座墓碑上刻着“流芳百世”“鞠躬尽瘁”，那是这些无名者留给世界最后的字。

旁边展柜里躺着一本泛黄的《欧战华工记》。它的作者孙干，本是山东淄博的一位私塾先生。1917年看到招工告示后，自觉考察西洋的机会来临，毅然报名远赴法国。在炮火连天的两年多里，他坚持用纪实体一笔一画地记录下所见所闻。面对这样的文字，我内心深受触动。文字是抵抗遗忘最坚韧的武器。一个底层知识分子在异国战壕里都不曾放下手中的笔，那些未能寄出的家书，那些来不及倾诉的牵挂，都在这泛黄的纸页上凝结成了无声的悲壮。

长久以来，历史书写多聚焦沙场英烈，一战华工常常沦为时代背景，鲜少被冠以英雄之名。但在烈士纪念日回望这段往事，我深刻懂得，英雄并不只有冲锋陷阵的将士，那些戴着编号手镯、扛着铁锹走向异国的普通农民，同样撑起了民族危亡时刻的脊梁。他们用最低微的身份，承受了最惨烈的代价，替这个国家蹚过了一段最暗的路。

走出纪念馆，海风扑面，夕阳正把威海湾染成温和的金色。回头望去，那座十字形建筑安静地伏在崖边，像一座面朝大海的无字丰碑。百年前，先辈从这里走向十字路口；今天，我站在先辈登船的这片山海间求学，深知和平来之不易。作为青年学子，铭记历史无需空喊口号。将无名者的故事从尘埃中打捞上岸，用扎实的求学与笃定的文字去传承这份沉甸甸的记忆，不让逝去的人在时间冲刷下变得模糊，这就是我所能做的，最真诚的祭奠。